原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负责人、辽宁大连证券公司董事长石雪，利用职务之便，贪污公款2. 6亿元，挪用公款近1.2亿元，另外伪造金融凭证企图诈骗央行14亿元、非法集资24亿元，此案被人们称为“中国金融第一案”。同时，贪污2.6亿元获死缓，创造了“贪官不死”与司法量刑“通货膨胀”的最新纪录。

    贪污数额是贪污罪量刑的重要依据，如果贪污2.6亿元都判不了死罪，那么今后还能有多少贪官有死罪的“资格”呢？如果说贪污2.6亿元也有不死的理由，那么请告诉公众究竟是什么理由，以至于检察院都不能接受这一判决提出抗诉。有重大立功表现吗？没有；有明显的从轻情节吗？两级法院的判决书中并没有提及。海南高院的终审裁定说，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、充分，定罪准确，量刑适当，裁定驳回抗诉、上诉，维持原判。“定罪准确，量刑适当”这种高度原则性概括，可以适用于任何一张判决书中，但还是没告诉公众2.6亿元为何不判死罪的理由。古时曾用“莫须有”的理由惩治无罪之人，难道今天我们能够以疑似“莫须有”的理由，对一个、以及大批犯有大罪的贪官实施“宽严相济”？难道不需要告诉人民，“定罪准确”，“准确”在哪里？“量刑适当”，“适当”在何处？

    我们老百姓不如司法人员更懂得法理，对于某些匪夷所思的司法现象也许只能以常理提出质疑。所以，“法理”面对“常理”时才更应该说出所以然来，更应该以“理”服人，而不是仅仅以“定罪准确”、“量刑适当”或“宽严相济”简单地阐述一下。贪污几百万元、几千万元可以“宽严相济”，贪污2.6亿元仍能“宽严相济”——“法理”说贪污数额不是唯一的量刑依据，刑法中对于贪污罪量刑的规定也是“上不封顶”；那么，由此推及的话，明天、后天如有十亿元、数十亿元、上百亿元的贪官现身，是不是仍可依照“上不封顶”原则、仍可实行“宽严相济”呢？既然贪污数额不是唯一的量刑依据，2.6亿元的贪污犯罪可以“宽严相济”，那么超出2.6亿元的贪污犯罪为何就不可以呢？

    假如我是贪官，既然贪污几百万元是死缓，贪污几千万元、上亿元也是死缓，那我就一不做二不休——少贪几笔与多贪几笔既然都是一种结局，何乐而不为呢？

    一方面是反腐败的形势十分严峻，贪官们就像割不掉根的韭菜一样“前腐后继”；另一方面，司法对贪污贿赂犯罪无限度地“宽严相济”，这究竟是什么道理？是有利于惩治腐败，还是纵容着腐败？

    《检察日报》的一篇题为《“中国金融第一案”何以发生》评论文章说，“一切贪欲熏心之徒在目空一切地非法肆意攫取不义之财的同时，等于一砖一石地给自己建造一个地狱。年仅45岁的石雪贪婪可悲的人生，不正应验了这一真理吗？”呵呵，“可悲”是确实，但谁也说不准石雪们这会儿是不是坐在“地狱”里正偷着乐呢。(马涤明)